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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数字化为城市社会治理赋能

杭州日报   |  2020年04月07日
运用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推动城市管理手段、管理模式、管理理念创新,从数字化到智能化再到智慧化,让城市更聪明一些、更智慧一些,是推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前景广阔。

  3月31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在杭州考察时,对杭州市运用城市大脑提升交通、文旅、卫健等系统治理能力的创新成果表示肯定。总书记在考察时说,运用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推动城市管理手段、管理模式、管理理念创新,从数字化到智能化再到智慧化,让城市更聪明一些、更智慧一些,是推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前景广阔。

  积极迎接数字化带给城市社会治理变革的新机遇

  早在习近平在浙江期间的2003年,浙江就启动了数字浙江建设。近年来,数字浙江建设一直走在全国前列,并计划到2022年,争取建成为国家数字经济示范省、数字政府建设先行省、数字社会建设样板省。在数字浙江建设全面推进、杭州城市大脑进入深度开发的今天,需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在杭州考察时的讲话精神,深刻认识以数字化为城市社会治理赋能的重要意义。

  对政府而言,数字化将开启全面数据化的社会治理新格局。而城市社会治理最大的难点在于各要素的高速流动性和变动性,尤其是作为社会基本单元的个体的快速流动,给社会治理带来众多的不确定性。由于政府对各要素流动和变动的信息获取严重滞后,形成了城市治理的诸多盲点和盲区,带来诸多的治理风险。因此,如何在快速流动的社会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是现代城市政府面临的挑战。而数字化可以有效解决城市社会治理的这种信息缺失问题,通过对手机终端信息、车辆通行信息、道路视频信息等的全面数字化,可以真正实现城市社会全要素全时段全过程的信息留痕,为科学有效及时地解决城市治理中的问题提供了精准全面的数据,从而有效跟踪并及时发现城市社会的各种治理风险。

  对社会而言,数字化将极大推动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进程。一个有效的社会治理体系,是建立在有效的个人信用基础上的。在传统社会,受交通和生产效率等的限制,个体基本生活在一个熟人社会,受熟人社会的道德和制度约束,个体往往诚信度比较高。但现代社会是一个陌生人占主导的社会,传统的熟人社会道德和制度难以对个人进行有效约束,个人不诚信问题很难被发现,也因此难以有效惩罚。而数字化为陌生人社会的治理提供了全新的可能,数字化能使个体的行为轨迹全面留痕,使个体的不诚信行为能及时被发现,从而在一系列惩罚机制下,能最大程度实现个人诚信,降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信用风险,从而真正在个人信用基础上实现社会有效治理。

  对个人而言,数字化将实现个体个性化差异化的需求解决。城市的多元性是城市社会治理面临的基本社会背景,对多元社会进行有效治理,必须要有效识别不同个体和不同群体的不同诉求,并精准有效回应这些诉求。在数字化时代,借助数字化技术,可以实现个体需求信息的近乎零成本地传输和识别。而且,数字化还可以通过个人生活大数据分析、社区空间分析和平台数据分析等多种途径,精准了解不同社区、不同群体和不同个体的需求,精准研判相关治理风险,真正以智慧化实现差异化治理,满足现代社会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多元需求。

  在三个方面推进数字化社会治理进程

  数字化无论对政府而言,还是对社会和个体而言,都会带来全新的变革,我们要积极迎接数字化带给城市社会治理变革的新机遇,尤其需要在三个方面推进数字化社会治理进程。

  其一,要深入推进以城市大脑为基础平台的场景开发。

  起步于2016年4月的杭州城市大脑,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大领域为根目录进行顶层设计,目前已形成11大系统、48个场景同步推进的良好局面,成为杭州城市治理的数字中心和枢纽平台。在2019年的城市大脑年度总结会上,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周江勇强调,要把城市大脑打造成便民惠民的大脑,积极动员全体市民自觉参与、有力监督城市大脑建设,要切实把市民群众最希望、社会治理最迫切的应用场景做实做好,让市民群众看到更多实效、得到更多实惠。可以预见,随着平台整合的深化,在诸如社区生活、公共安全、矛盾纠纷化解等诸多城市社会治理领域,城市大脑将有广阔的应用空间,城市大脑将发展成为市民日常生活和社会有机互动的基础平台。

  其二,要以数字化推进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治理。

  数字化为今天的城市社会治理带来了越来越多的可能性。但必须认识到,数字化本身是技术,数字背后的人的问题,才是数字治理的核心问题。一方面,必须在数字化推进中避免数字技术带来的公民个人权利受到侵害的问题。比如缺乏有效监管的数字技术运用,往往导致公民个人隐私数据被非法滥用,给社会带来极大的不安全感。因此必须将数字化开发和公民个人权益保护有机结合,增强数字化对公民的权益保护,最大程度降低公民个人权益受损风险。另一方面,需要在数字化推进中始终将增进公民个体的便捷度和获得感放在首位。经过精细设计和规划的数字化开发,能真正实现精准化和精细化的管理和服务,提高城市社会治理的有效性和满意度。比如近些年杭州在智慧化养老、智慧社区建设方面积累了丰富的治理经验。今年2月11日,杭州城市大脑的重要组成部分“杭州健康码”上线,更是极大便利了疫情期间的人员疫情风险精准识别和管理。因此,要进一步探索数字化在精准管理和服务方面的场景应用,减少治理环节,增强社会治理的便捷度,有效提升市民的满意度和获得感,让数字技术真正实现以人为本的治理。

  其三,要有效激发数字化社会治理的协同效应。

  数字化的优势在于可以打破过去的部门壁垒、区域壁垒和行业壁垒,通过数据互联互通实现治理区域、治理领域、治理机制的互联互通,从而有效激发各要素和各主体的协同治理效应。作为互联网之城的杭州,有责任在激发数字化协同效应上起到示范带头作用。通过数据的标准化建设,尽快实现不同领域数据的互联互通;通过跨部门和跨层级的数字平台建设,尽快实现多部门多层级的协同联动;通过数据开放和数据共享,有效激发市场和社会各主体的积极参与,最大程度实现城市治理资源的大数据开发运用。可以说,在数字化时代,使城市第一次真正能够实现城市空间、城市人口、城市组织的全数据、全流程、全覆盖的精准治理,从而为探索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贡献数字化治理的杭州经验,使杭州成为探索数字化时代社会治理的新窗口。

(作者系浙江工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执行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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